党务、行政和群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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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2年至1953年初，建立不久的新中国，有一个政治上的调整。当时有五大行政区（大区）——东北区、西北区、西南区、中南区、华东区。中央把这五大区的领导调到北京，东北区的高岗尤其被重用。这就是所谓“五马进京，一马当先”。
对这件事，一般关注的重点是随后对大区的裁撤，也就取消中央和省之间的大区，减少行政级别，意在避免地方势力做大。其实，“五马”进京并被重用，其中另有深意。
高岗进京以后，担任国家计委主任。计委就是计划委员会。听起来，计委好像只是众多国家机关中的一个，其实不然。高岗领导下的国家计委，被称为“经济内阁”，和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政务院（1954年改为国务院）平起平坐，甚至更高一些，实际上是管理国家经济的最高机关。
政务院的“政务”，是区别于“军务”而言的，也就是说，除了军队以外，国家的其他事务——财经、政法、文教、监察、人事等等，都归政务院管理。设立高岗领导的计委这个“经济内阁”，等于把当时最重要的国家经济管理权，从政务院给剥离了。从那以后，中央的分工是：刘少奇负责党务，高岗负责经济，总理周恩来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外交上。
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，毛主席对政务院的工作不太满意。
新中国建立以后，效仿苏联，建立苏式计划经济。相应地，在政务院里，对工业各个门类，分别设立对口专业部委。煤炭、冶金、纺织、机械等等，都有相应的部。机械部甚至有七个——从一机部到七机部。最多的时候，政务院领导的国家部委，有将近百个。
这样建立起来的科层制国家机关，必然带有等级性、专业性和封闭性。各部委都有一大堆部长副部长、局长副局长、处长副处长、科长副科长。并且，因为要管理各自的行业，干部们必然要依靠专家，或者自己成为专家。专家之间的沟通交流，外人当然听不懂看不懂。他们也就渐渐自成一体。
同时伴随而来的，就是利益集团和官僚主义。
官僚主义的核心特点不是腐败——虽然常常有腐败。官僚主义的核心特点是：把国家事务纳入官僚的工作方式和节奏中，转化为开会议、写文件、请示报告、上传下达等官僚的日常事务，也就是纳入他们的“舒适区”。这样，他们就可以在办公室里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了。
这么说好像是求全责备、故意找茬。人家公务员规规矩矩工作，有什么不对么？不这么工作，你让人家怎么工作？
问题在于，这种四平八稳的工作状态，和新中国建立以后急需的改天换地、彻底革命、全国大动员、强攻工业化的目标，不符合。主席也正是因此，对他们的工作越来越不满意。
这种矛盾不是好人和坏人之间的矛盾，而是科层制机关和大时代大革命之间的矛盾。科层制机关，更适应平稳发展的国家。新中国可没有这种平稳发展的机会。四周强敌环伺，国内的工业化面临很多简直不可克服的困难。需要采取一系列非常规的办法，才能实现工业化这个战略目标。科层制的行政机关，在这方面总是跟不上。
因此，主席对他们多次严厉批评，甚至说过一些“狠话”，比如“学上了苏联方法以后，成了习惯势力，似乎难以改变”“再看一年，不行就换班”。
其实呢，换班也没用。不管换谁来领导科层制机关，他都必然也只能按照科层制固有的逻辑去工作。形式决定内容。科层制这种组织结构，注定了他们必然成为“保守派”甚至“落后派”。
调高岗进京，成立“经济内阁”，就是想另行成立新部门，绕过政务院（国务院），全力推进工业化和国家建设。可惜，进京不久，就发生了高饶事件。这事没办成。
邓小平也是通过“五马进京”成为中央领导干部的。当时，他担任西南局书记，进京后，提升为副总理。
进京以后，邓小平的提拔速度非常快。建国时，邓小平虽然已经是中央级的高级干部，但并非核心圈成员。有资料说，当时邓在中央委员中排名第二十五。这个排名我无从考证，但应该差不多，所以才会被外派到西南嘛。
进京以后，短短几年，邓小平就晋升为核心圈的一员——至少是前十名。而且，1956年以后，他担任的职务很重要——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。
我第一次看见邓小平曾经担任总书记时，觉得很奇怪。总书记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么？这个位子不应该是毛主席的么？后来才知道，毛主席的主席，指的是党的主席。同时还有国家主席。刘少奇是国家主席。所以一度有两个主席：毛主席和刘主席。
总书记是后来才成为一把手的。当时，总书记并不是一把手，而是中央分管党务的领导。邓小平进京和快速被提拔，原因正在于此。
邓总书记早年就追随主席，是“毛派”的坚定分子。主席把他调进中央，分管党务，同时强化和提高中央书记处的职能和地位，就是意在用党的系统和力量，来抗衡乃至取代行政系统的科层制机构。
这可不是一般的重用，这是非常重用。甚至可以说，这是个战略级别的人事安排。党务，按照中央的分工，由刘少奇领导。刘少奇虽然分工上负责党务，但他站在苏式计划经济那一边，更倾向行政系统。“毛派”坚定分子邓小平担任党的总书记，党的系统相对于行政系统的重要性，大大增加了。
说到这里，就涉及一个重要问题：党的工作方式，和行政机关，有什么不同呢？
行政机关最大的特点就是科层制，也就是像个金字塔那样，从上到下、一层层的上下级结构。党的系统，基本上正好相反，大致是现在流行的所谓“扁平化管理”。
在中央一级，党只有组织部、宣传部、外联部等少数部门。党可不像国务院那样有那么多部委，并且一个部委对应一个行业。同时，地方上的党的组织部、宣传部归各地党委领导。用行话来说是，中央的组织部、宣传部、外联部等“在下面没有腿儿”。国务院的那些部委，在地方上可是有一大堆直属企业。
党的这种工作方式，来自战争时期的现实情况。战争中，不可能叠床架屋地建立科层制机构，更不可能慢条斯理地开会议写报告念文件，只能扁平化管理，尽量降低管理成本，简化管理程序。中央（延安）只做一些宏观指导，高度依赖各解放区、各野战军的积极性和自主性。
大致来说，党和行政机关工作方式，分别对应着“块块”和“条条”这两种管理方式。
“块块”的管理，上面是扁平化管理，下面是一块一块的高度自治，基本就是群众路线；那些“块”，解放前是各解放区、各野战部队。解放后是人民公社、省级行政区和各企业单位。“条条”的管理方式，则是多层级的、从上到下等级严格、纪律严格的苏式计划经济。
群众路线-苏式计划经济的路线斗争，背后实际上是党和行政机关不同工作方式、管理方式之间的斗争。
因此，在这场路线斗争的三大回合中，党的工作方式为主流时，就强调权力下放，发挥群众积极性。行政机关的工作方式为主流时，就强调集中管理，反对分散主义。
主席重用邓小平，是想要利用党特有的扁平化管理系统坚持群众路线，这样既能避免官僚主义，又能充分发动群众，建设新中国。
可因为大跃进“把群众路线进行到底”的结果是经济大滑坡，主席失望了。
而后来刘邓共同执掌党务，结果却是两部分都成了苏式计划经济派。用主席的话来说就是，1959年以后，他不再听我的话了。
也就是说，在群众路线-苏式计划经济这场路线斗争的前两个回合中，邓小平领导党的系统，坚定地支持毛主席。但在第三个回合，也就是文革中，党的系统也“不听话了”。这就是文革中“刘邓”被一起大批判的主要原因。
虽然主席失望了，但内心深处老人家还是很赏识邓小平，认为他“人才难得，政治思想强”，还是想要起用他。说起来，毛邓两位革命家在意志坚定方面很有共同之处。在第一代革命领导人中，二人确实渊源很深、关系特殊。
到文革之前，毛主席倡导的群众路线，在现实中经济绩效不佳，党政两大集团都站到了苏式计划经济那一边。虽然大家仍然崇敬主席，但在国家的发展方式和道路上，他们不再相信群众路线。他们想回到正规化的、科层制的、集中管理的、官员主导的发展道路上。
在主席看来，这样下去，群众路线就彻底失败了，而他最担心的“变修”，也就是中国再次变成一个等级制的阶级社会，就会成为现实。前文提到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主席改变了对问题性质的判断，认为这是党内出了资产阶级分子。于是，主席针对性地提出了“打倒走资派”“继续革命论”“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”。
可是，党政两大集团都不支持，主席依靠谁呢？
答案是人民解放军。在主席看来，解放军是当时国内既有组织纪律性，又有政治性的革命组织。于是，1964年，毛主席发出“学习解放军”的号召。在实际政治中，“军管”在文革中大面积取代了党政两大系统。林彪当时是解放军的领导人。这正是林彪集团在文革中迅速崛起的原因所在。
总结一下就是：建国以后不久，随着苏式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，国家行政系统很快科层化、专业化，随之，官僚主义也快速蔓延。往往被忽略的一点是，这时的行政系统中，有大量国民党政府留用人员。他们未经过革命的锻造，带有很多旧中国的遗存。
毛主席对这种情况很不满，他转而重用党的系统，发挥扁平式管理，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，坚持群众路线，克制官僚主义。
但群众路线搞经济，被证明不成功，导致了三年经济困难等严重后果。党政两大系统都站到了苏式计划这一边。于是，在路线斗争的第三个回合也就是文革中，毛主席依靠解放军，继续贯彻群众路线，并打倒“走资派”。
从大的轮廓来说，这就是人民群众和科层化的国家机器之间的矛盾和斗争。换个角度看，也可以说是，人民群众和精英，在前所未有的工业化历史大潮中，各自的地位和彼此的关系，到底应该是怎样的，还在艰难摸索中。
路线斗争对应的具体社会矛盾，说的差不多了。下一篇文章，讲讲这场路线斗争巨大且不可替代的社会意义。再以后，才能讲到本系列文章的结论观点，那就是前三十年对后四十年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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